前 言
本書寫于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各行各業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同時我們也要關注、思考那些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長久以來，醫生以“視病如親”的心態懸壺濟世，而患者也常以“華佗再世”、“仁心仁術”的感恩心情回報，醫患關系極為融洽。然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令人稱道的醫患關系已經日趨淡薄，更有甚者，醫患雙方反目成仇、對簿公堂。之所以醫患關系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絕非因為作為醫療服務對象的患者在生物屬性方面發生了什么變化，而是其社會屬性發生了巨大變化，最典型的標志便是患者權利意識的覺醒和膨脹。這就要求作為未來醫生的醫學高等院校學生必須洞察這一變化，并感悟醫乃“仁術”，更是“人術”。
現代醫學模式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建立起來的一種全新的醫學模式，這種醫學模式從生物、心理、社會全面綜合的水平上認識人的健康和疾病，反映了醫學技術的進步，從更高層次上實現了對人的尊重，標志著醫學道德的進步。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更加重視人的社會生存狀態，從生物與社會結合角度理解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
醫學與法學橫跨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專業領域，這就必然導致精通醫學者難以精通法學，反之亦同。但是這兩種專業卻都是對人的研究，因此二者必然發生密切聯系。特別是隨著法律的不斷健全，社會個體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醫療行為相關的法律問題必然成為社會公眾和醫學界人士共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作為一名符合現代社會要求的醫務人員必須在濟世救人與法律責任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必須對醫療法律關系中諸多基本概念重新認識。然而，我國傳統的醫學教育往往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素養的培養，最終使得醫務人員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
“人文社會科學素養”不是知識，所以無法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素養”不是能力，所以無法鍛煉。但我越來越感覺“人文社會科學素養”是一種感悟，是一種心靈深處的共鳴,一種內心世界與人文社會科學精神趨同的價值觀。而醫學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應當就是讓學生在授課過程中逐步去感悟和最終形成這種價值觀，因為這才是一名醫生必備的素質，也是一名醫生“永不被告”之關鍵。我經常提醒自己，盡管自己是從事法學教育工作的，但必須讓學生感悟法律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因為對今天已經處于驚弓之鳥的“醫學生”，我非常害怕他們被醫學界目前頗為主流的價值觀和高深莫測的法律知識引入歧途。西醫產生于西方之文化、西方之文明、西方之社會土壤，而西方人長期受到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熏陶，歷經法治思潮的洗禮,希冀正義和追求自由較東方人更強烈一些，也正由于西方自由傳統觀念濃厚，文化開放性程度較高，正義的傳統內涵相應地更加豐富、多樣。東方人長期處在封建專制文化的壓榨下，人們的自由、正義觀相對貧乏一些，尤其東方人從法學層面來理解正義的內涵顯得比較遲鈍。所以我們要給醫學生補課，補上以人為本，以患者權利為中心的一課。
首先，應當讓醫學生知道醫生與患者的利益的統一性。因為今天的醫生明天也會成為患者，今天我們用什么樣的規則、態度對待患者，明天迎接我們父母、子女和本人的同行就會遵循怎樣的規則和態度。其次，應當讓醫學生明白醫患法律關系維系的基石是信任。可以說，信任對于醫生就像“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如果你多花些時間去安慰患者、聆聽患者、幫助患者，你就一定會得到他的信任，你們之間的關系也就融洽了。第三，應當讓醫學生了解患者的權利，因為如果說人的生物屬性體現于每一個細胞，則人的社會屬性則體現于每一項權利。只要你維護了患者的每一項權利，你的職業就是安全的。第四，應當讓醫學生了解職業者的注意義務，了解為什么美國人稱之為“小心的責任”，日本人稱之為“良父義務”。因為職業者經過訓練就要比患者在臨床安全方面更有“預見力”，而預見到“風險”之后職業者經過訓練就要懂得，我必須首先“告知”患者，其次我要比患者更有辦法，立即采取措施避免“風險”的發生，或降低“風險”發生的幾率。只要你做到這些，你的職業就是安全的。
醫事法(修訂)前 言 本書在撰寫中引入了“基于問題的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PBL，也稱作問題式學習)的教學方式。PBL最早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醫學教育，先后在60多所醫科院校中推廣、修正。現在，更多的院校采用這種方法進行教學或教學改革，包括教育學院、商學院、工程學院等以及一些高級中學。PBL 1969年由美國的神經病學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的麥克馬斯特大學首創，目前已成為國際上較流行的一種教學方法。PBL強調把學習設置到復雜的、有意義的“疑難問題情景”中，通過學習者的合作來解決真正的問題，從而學習隱含在問題背后的科學知識，形成解決問題的技能和自主學習的能力。本書的每個章節都針對這一章的主題選擇了社會中醫事法領域的 1~2 個“疑難問題情景”，希望教學中以學生通過自學、討論等主動學習方式為主，而不是傳統教學中強調的以教師講授為主。我們極力將學習與社會熱點、難點的醫事法問題、難題掛鉤，讓學生們投入到問題情景中，鼓勵他們自主探究，激發和支持他們的“自由思維”、“質疑精神”和“辯論意識”，從而加深對每章前一部分知識學習的反思。
我要由衷地感謝以下老師，他們為本書的編寫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期完成了各自承擔章節的撰寫工作：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張雪(第2章、第12章、第17章)、昆明醫學院的鄧虹(第5章、第7章、第8章)、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彭君(第9章、第10章、第18章)、新鄉醫學院的韓冬(第11章、第14章)、第二軍醫大學的徐青松(第21章、第25章)和王自力(第13章)、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冉曄(第16章)、中國政法大學的劉鑫(第26章)和北京大學醫學部的楊健(第19章、第20章、第22章)。另外，本書主編王岳負責第1章、第3章、第4章、第6章、第15章、第23章、第24章的編寫工作。
本書作者相信，伴隨著我國醫學教育逐步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關注，伴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不斷完善，伴隨著我國城鎮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伴隨著醫患之間重新恢復堅固的信任關系，醫患關系應當會恢復成為最融洽的社會關系。作為醫生也會像希波克拉底誓言所云：“感受到生命與醫術上的無上光榮和尊重!”